妖书案、梃击案、红丸案可称是明末三大奇案。

其中又以妖书案发生的最早。

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宦官陈矩出宫时，给爱看书的万历皇帝买了一本由当时名儒吕坤着成的《闺范图说》一书。

此书采辑历史上贤妇烈女的事迹编写而成。

万历皇帝看完此书后感觉非常不错，便将其分享给了自己的爱妃郑贵妃。

郑贵妃看到之后，想借此书给自己贴金，于是命人增补了十二个人。

以东汉明德皇后开篇，以她本人为终篇，并亲自加作了一篇序文，着成新一版的《闺范图说》。

也不知道有意还是无意，渐渐的有人将这两版《闺范图说》混成了一团。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时任刑部侍郎的吕坤上了一封《天下安危疏》，请万历皇帝节省费用，废除矿税。

本来是一件正常的事，那年头多的是人上这种奏疏。

但是谁知道原蓟州判官戴士衡，竟言辞颇为激烈弹劾吕坤。

说他先写了一本《闺范图说》是结纳宫闱，逢迎郑贵妃；

然后又上《天下安危疏》是机深志险，包藏祸心。

吕坤自然也要为自己辩解，就与戴士衡打起口水仗。

只是这时候京城突然出现了一个自称“燕山朱东吉”的人，专门为《闺范图说》写了一篇跋文，名字叫《忧危竑议》。

这篇文章以传单的形式在京师广为流传。

“朱东吉”的意思是朱家天子的东宫太子一定太吉。

“忧危竑议”四字的意思是：在吕坤所上的《天下安危疏》的基础上竑大其说。

当时朱常洛年满十六，却迟迟没被立为太子，许多大臣都上书请立太子，但都被万历皇帝拖延下来了，这就是着名的‘争国本’事件。

吕坤的《天下安危疏》中并没有提到立太子的问题，但是《忧危竑议》竟将此事强行与‘争国本’一事联系了起来，一下子就将事情复杂化了。

此文一出，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不明所以的吃瓜群众，纷纷责怪《闺范图说》的原作者吕坤。

万历皇帝看到《忧危竑议》之后也是勃然大怒，当即下令追查，只是查来查去也没有结果。

最后郑贵妃伯父郑承恩便怀疑《忧危竑议》为戴士衡和全椒知县樊玉衡所写。

戴士衡被怀疑并不冤枉，毕竟事件是他引起的。

而樊玉衡则是因为曾上疏请立皇长子为皇太子，并指斥过郑贵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