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瑞的风格不一直都是这样么？不撞南墙不回头是不足以形容他的，他是撞了南墙……那就撞破算了。回头？我海刚峰从不回头！

海瑞要一起办，就落入王锡爵的套中了，因为被察官员对于主察官员也是有手段可以用的，这里就有两个大明官场的“习俗”。

什么习俗？其一是揭帖。

京察届期之际，心怀叵测之官员往往投递匿名揭帖，肆意飞语中伤。故汤兆京便曾说过：“私揭一事，向多阳禁而阴用之”，道出了掌察官员对于诬告揭帖的无奈。

虽然“朝廷以耳目寄之言官，许以风闻”，但不少官员却借京察之机、冒风闻之名，打击中伤同僚，以图避免自身被黜。

因为京察之时，“各衙门皆须有人。如此衙门己有人矣，遂不复动，曰：难为他衙门也。如彼衙门无人，亦必以人实之，曰：奈何空此衙门也”。故一旦中伤同僚的目的达到，部分不法之官员便可逍遥于法纪之外。

“各衙门皆须有人”的意思，就是每个衙门都肯定会有人被黜落，如先已有人被黜落了，剩下的人就安全了——至少安全多了。

虽然明廷不罪风闻之人，但一旦诬告被人知晓，虽假风闻之名，终不为美。故匿名揭帖便横行一时，这亦是京察之前众多言官反复论列的主要议题之一。

不过，这一条倒不是王锡爵打算用来对付海瑞的手段，他打算用到的手段是第二条。

第二条便是惧察官员还能于此时论劾主察之人，以期逃避察处。

因为京察是有关官员政治前途的大事，“一经黜落，便当离任”，且在直到万历后期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一旦因京察而离任，便“永不叙用”，故部分不职官员便事先弹劾掌察之人，以图避免被黜。

京察之中诬陷主察之人的发端，可以追溯至嘉靖初期。时任内阁辅臣张瑰因在大礼议中积极支持世宗，“抗举朝四五年”，故与在廷诸多朝臣不合。因而在嘉靖六年京察届期之际上疏自陈，诬陷主察官员或有“阴树朋奸，公伤善类”之举，乞求皇帝的庇护。

然以辅臣诬告掌察官员，毕竟为一时之特例。但在原历史上，直到万历后期，品级较低的言官对掌察官员的诬陷则经常出现。

如万历二十七年，贵州道御史许闻造因“依附吕坤之门墙，不顾名义”而为士论所薄，他担心于京察被黜，故“讧户部侍郎张养蒙等，挟吏部以避计典”——计典、大计等词，在大明朝都是特指京察。

又如天启二年，“给事中朱童蒙、郭允厚、郭兴治虑明年京察不利己，潜谋驱逐”时任都察院左都御史邹元标，其中虽有党争的意气，但却与前例相同，皆为言官诬告掌察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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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类似的，还有诬陷给自身注考的堂上官的。如万历三十九年，南京国子监祭酒汤宾尹(万历二十三年进士)因担心掌翰林院事王图(万历十一年进士)在考语中注其下考，便指使御史金明时，弹劾其堂上官王图之子贪污，欲坐王图纵子行凶之罪，以逃自身被察。

值此大难当前之际，既然已有“习俗”在先，王锡爵自然不吝一试，只要海瑞在南京摆出一副要“一网打尽”的姿态出来，王锡爵这边马上就能行动。

为此，王锡爵在他写给海瑞的信送到南京之时，还有一大波的私函已经寄到了江南各地。不止是王锡爵，申时行的信也同样不少。两位阁老大人不辞辛苦，不仅亲笔写了大把私函，府中幕僚代笔的信件更是数不胜数，其目的都是一样的。

此次南察甚至比北察更受重视，高务实自然也不会只给海瑞写封信就完事，他那边同样也做出了许多相应的布置。

两派首脑虽然都在燕京，但遍及天下的势力犹如触角一般，已经抢先“激活”，都开始蠢蠢欲动起来。

而因为时间关系，尤其是公文传递的原因，北察一贯早于南察，所以在海瑞召集相关人手开始布置工作安排的时刻，北察已经如火如荼地进入了第一回合的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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