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王造反？不，王锡爵才不打算真的怂恿此事。且不说如今的藩王们早被朝廷当猪养了百数十年，懂得如何打仗的不说一个没有，但至少有能力闹出造反这规模事态来的，那是真的一个也找不出来。

大明朝廷在各地藩王所属区域都部署有重兵，而藩王本身的所谓军队全都只有数百人的护卫。这些护卫名义上很多是世袭的，但更多的早就不是世袭，而是如层层转包一般随意雇佣而来，不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就是游手好闲的无赖，让他们上战场怕不是比让老母猪上树还难。

就凭这群废物，也配造反？当地卫所兵再怎么不堪，搞定他们也不过易如反掌。与其把心思和力量花在这种丝毫没有成功可能的事上，还不如搞点真正的大新闻。

王锡爵挑中的目标，是漕工。

早年大明朝的首都在南京，地处中国经济中心，“四方贡赋，道近而易”，此时朝廷实行海运，将粮草运输到北方，主要是作为军粮使用。

到了成祖迁都北京，伴随着数十万军队与中枢朝廷工作人员以及皇宫服侍人员一并前往。北方粮食开销剧增，朝廷经过几番讨论，最终因为运量过小、海盗倭寇、海上风浪触礁等问题下，放弃海运实行河运。

这一政策虽短时间给北方供应带来了稳固和便利，但从原历史的轨迹来看，也成为中后期大明难以改革的弊政，影响了大明的长远发展，是一个弊大于利的制度。

关于河海运输问题的争论在当时就达到高潮，而停止海运的决策到底是如何做出的？事实上，早在洪武六年，因为海运辽响船失事问题发生，彼时还存在的中书省便奏报请求在北方加紧屯田以减少海运。

到了洪武二十七年，辽东二十一卫粮饷基本自给，于是在洪武三十年停止海运。永乐元年，北京粮储不足，朝廷不得已再开海运，以平江伯陈煊为总兵官督理海运，大船从南京扬帆起航。

起坏头的是永乐元年七月，户部尚书郁新提出了运河输粮法，即利用漕船从淮安入淮河，经黄河至卫河北上入海河，再陆路至北京。不过，由于这个路线需要多次转运，即便好大喜功如朱棣也担心会太过于劳民伤财，于是否决掉了。

当年八月，陈煊由海上输送五十万石粮饷安全到达北京，给了朝廷坚持海运的决心。可海运风险太大这个客观环境的存在，使得一直有人建议重修大运河。

最终，朝廷用工26万人，历时6个月，疏通了济宁至临清385里的会通河，同时根据地势高低，修建水闸38座“以时蓄泄”。

于是永乐十年时，工部尚书宋礼力再次指出海运的弊端，提出调整河海比重。又有平江伯陈煊治理淮河河道成功，可使3000艘漕船同时出动，载粮400万石，畅通无阻。

到了永乐十三年，经负责财政、运输的官员们多次请求，大明朝廷停止海运、改行漕运，大运河真正成为了南北经济大动脉。在此后近两百年里，虽然海运也偶然会重启，但漕运始终还是主流。

这一情况直到高拱当政那段时间，由于彼时黄河不断泛滥，漕运动不动就便堵塞不可行，严重威胁了京师及九边粮食安危，这才不得已重新实施了“河海并行”的策略。这个策略的特点是不废除漕运，但加强海运输送。

本质上来讲，高拱当时是“漕运为主，海运为辅”，至于实际运粮比重，大抵是漕运约占五分之三，海运约占五分之二。

郭朴时期萧规曹随，这个局面大致没有变化；张四维时期基本也没调整，但进一步加强了海运物资的种类，把南方不少实物贡赋也放进了海运。比如江南某地御贡茶叶、丝绸这一类。这样一来，海运的总运输量虽然增加不明显，但运输价值明显大有提升。

到了申时行时期，他面临严重的纠结，因为心学派内部对于这件事出现了地域争议。

南直隶长江以北的地区包括扬州、淮安等地，坚决要求申时行提高漕运比例；长江以南的地区包括南京、杭州乃至于淞沪老家，则强烈要求增加海运规模，尤其要求申时行确保高价值产品走海运而不能走漕运。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争议？其实不难解释，利益罢了。不过此处还是得先说一下大明的漕运体系到底是怎么运行的，这个争议才好说清楚。

漕运体系刚开始被视为军事工程，运送粮饷的人员都是军人，由前海运总督陈煊出任漕运总兵官，他一直担任这个职务长达三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