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濬就是《大学衍义补》的作者，高务实当年陪高拱起复来京时就在读这本书，他认为邱濬是大明朝难得的经济学家之一。可惜他说得再有道理，当时朝廷仍然未曾采纳，只是嘉奖了他一番，大意是您老辛苦了，但是事情不太好办，以后再说吧。

到了嘉靖初年，内阁大臣桂萼提出恢复海运，“舟行海洋，不畏深而畏浅，不畏风而忧礁”。此议论一出，很快就遭到了很多官员的反对，尤其是漕运总督衙门直呼祖宗之法不可变。

顺便提一句，桂萼才是真正的“一条鞭法之父”，是他头一个提出此法的。别的不说，夸桂萼是个“有见识的改革派”想必错不了。

再之后就是重开海运了。隆庆六年，由时任漕运总督王宗沐、都御史梁梦龙联名首倡(当然这是在受过暗示之后的动作)，内阁高拱、张居正立刻表示支持，户部在商议后同意试行海运，于是万历元年三月，第一批12万石粮饷顺利抵达天津港。

小主，

如果事情只到这一步，或者只到张四维往海运加入高价值贡赋，问题都不大，甚至申时行秉政前期犹犹豫豫也没关系。漕运虽然被海运“瓜分”走了五分之三的份额，但也还能勉力维持，加上漕粮运得少了，就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去走私，漕工们的生活水平居然还略有提升，那自然是能维持的。

可是，随着高务实位晋户部尚书，这一美好局面很快就面临危险，甚至在不久之后开始陷入“灭顶之灾”的大危机之中。

高务实收拢财权之后新设两署十三司，对民间走私的打压也开始变得严厉起来——这个“民间”其实主要就是针对盐商集团。

盐商集团之所以强大，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有钱，而是因为盐商集团本质上是一个“权钱集团”，是官商勾结的利益集团。

在盐商的上游是以南直隶为主的勋贵、文官利益联盟，下游则是如漕工集团这样的分销组织，乃至于还有运河沿线各个地区的地方豪强参与其中。

如此庞大、强大的利益集团，正常来讲当然无人敢动，但高务实显然不在正常范畴。他本身也是官场老手，根本不去管什么官商勾结，上来直接针对走私进行打击，精准出手但绝不轻易牵连。

这样一来，既确保自己的行为绝对合法，又让盐商集团无论上游下游还是他们自己都感受到刻骨的疼痛。盐商集团利益共同体经过一年多近两年的忍耐，早就已经忍不住了，对高务实的怨气直冲霄汉，只欲除之而后快。

除掉高务实，这任务难度至少现在看来肯定过高了，但利用这种愤怒和怨恨搞点大新闻，王锡爵认为还是办得到的。

王锡爵本人就是南直隶出身的高官，他堂堂苏州首富的身家，那可不是家里种田就种得出来的。就算从自家利益来看，这件事也是非办不可，何况现在还能一石二鸟，公私两便。

高务实只是打击走私，官员、勋贵都不好直接出面说不行。地方豪强虽然整体来看影响力不弱，但联合起来发声却很困难，要搞事也不容易，真闹点什么立刻就会被逐个击破。

惟独漕工，作为朝廷的“军队”，一旦十几万人闹了起来，加上他们的家人、家族，那就是百万规模的巨大骚乱，稍有不慎就可能转变成一场暴动，朝廷绝不可能坐视不管。

那还说什么？动摇高务实在皇帝心目中的能臣地位、以后方不稳逼迫高务实从前线折返并让伐元功亏一篑，以此确保高务实不能统一实学派然后在政治上从此稳压心学派，现在就全看漕工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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