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世纪的战场，欧洲最可怕的军队无外乎身披重甲的具装骑兵，其精英式的训练和超强的防御力基本上是战场上其他兵种的梦魇。

而东方战场上，最不好应对的则是来去如风的蒙古弓刀骑兵，他们远能射箭、近能挥刀，面对重装步兵可以“放风筝”，面对轻装步兵可以冲阵，堪称全能战士，可以做到败则小败、胜则大胜。

而当这样的军队面对临时征召的农民募兵，亦或者大明那些退化为农奴一般的卫所兵时，战场形势就更加一边倒了。这些刚刚拿起武器、毫无战斗经验的人面对骑兵的冲击，他们能够感受到的情绪也就只有恐惧了。

在恐惧的趋使下，这些军队往往会四散而逃。如此一来不用多想，溃逃的这边失败显然就是一种必然了。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千年以来世界各国的军事家们尝试了各种手段，其中最有效的就是长枪方阵和拒马。然而长枪方阵和拒马也有弊端。

长枪方阵的训练需要很长时间，还必须有足够高明的组织体系、抚恤方案等配套措施，这样才能确保士兵积极作战；拒马的铺设也需要较长的时间，并且拒马的缺点还在于阵地运动性太差。

总而言之，大家都发现即便有了长枪阵和拒马，在阵地上却仍然急需一种新的方式来对抗敌军精锐部队的进攻。

巧的是，大致在同一时间里，捷克和大明都出现了一种可以对抗骑兵的战斗兵种——车兵。车兵所使用的战术，就是赫赫有名的车阵(车营、车堡)。

先说一下欧洲的情况。在十五世纪初期，捷克的手工业和矿业发展迅速，作为神罗土地的一部分与哈布斯堡家族的直辖领，哈布斯堡皇室一直对捷克采取高压政策——尤其是宗教改革兴起之后的宗教压迫。

由此，终于引起了捷克人民和中小层贵族的不满，面对德意志人的压迫，民族属性原本就是西斯拉夫人的捷克人民决定奋起反抗。

但是反抗归反抗，虽然捷克人意气风发、精神可嘉，但是当这帮由农民和手工业者临时组成的大军真的面对气势汹汹的帝国骑兵时，大多数人马上表现出了应有的恐惧，随后四散而逃。

为了对应这个难题，捷克的贵族们创造出了一种战法，即利用移动的四轮马车为屏障来保护农民兵的生命安全。这就是欧洲车营的雏形——胡斯车堡。

胡斯车堡的优势在于，它既可以凭借高大的挡板为战车上的士兵提供保护，也具有较强的机动性，可以在战场上自由的运动。

胡斯车堡的基本单位是小组，每一个车堡小组一般有10-20人和相应的军械。在小组之上，以10辆车堡为单位组成更大的战术单位，再往上则是几十上百辆车堡组成的连队单位。

每个小组一辆战车，战车的人员配置是2名射手(装备有火绳枪和炮)、4—8名弩手、2—4名链枷手(用农民的链枷作战)、4名长矛手、2名盾牌手(战斗时用大盾牌掩护人和马)和2名驭手。驭手负责驾驭马匹和到宿营地后联结战车，战车由车长指挥。

车堡作战并不是单兵种独立作战，而是步、骑、车三方结合，协同作战。胡斯车堡的配备步兵编为五十人队，配有五十人长。百人长指挥数个五十人队，步兵盖特曼统率所有步兵。骑兵因为装备轻，机动性强，因此任务是侦察、行军警戒、实施反冲击和追击溃逃之敌。

除了人员上的混合，车堡还利用火炮作为火力支援。胡斯车堡的炮兵部队分为野战炮兵和攻城炮兵。野炮有发射石弹的短炮管榴弹炮和固定在木制炮架上、发射石弹和铁弹的长炮管。

一般而言，5辆战车配1门野炮。主要攻城火炮是口径850毫米、射程200—500米的臼炮，每个战车队配1门。

可以说，胡斯车堡是近代陆军战术的曙光，因为它终结了贵族骑士不可战胜的神话，也打破了中世纪战争的个人武勇为主的战争特点，更加强调各个兵种之间的紧密配合。

当然，胡斯车堡并不是单纯欧洲人的专利，在遥远的东亚，明代的中国人也独立的创造出了车营的战法。

事实上，中国人使用这种近代战车的时间很早，大概在洪武时代末期，明军中就已经出现了火器战车这种东西。在十五世纪中期，虽然战车还没有成熟的战术，但是已经开始担当起对抗蒙古骑兵的大任了。

嘉靖年间，蒙古人屡犯河套地区，彼时嘉靖帝以俞大猷为大同总兵，自此中国的车营历程便拉开了序幕。

但其实早在俞大猷之前，明三边总督曾铣就提出过建设车营的计划，但是因为当时朝廷党争太激烈，中枢不肯放权，所以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从这个角度而言，俞大猷的大同车营也是站在了曾铣的肩膀上才得以建立的。

不过，虽然俞大猷首次真实的创造了车营，并对大明的战车进行了改进，但是从本质上来说，此时明军的战车仍然是人力独轮手推车，因此在机动性和火力运载上，还是不如捷克的胡斯车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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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戚继光担任蓟州总兵，明军的战术水平才得到了质的飞升。从浙江来到蓟州之后，戚继光面对的敌人也从东南轻装上阵的轻步兵变成了塞北的蒙古骑兵。面对蒙古骑兵，在南方大杀四方的鸳鸯阵就不那么好用了——并不是正面打不过，而是蒙古人根本不会这样和他打。

因此，戚继光需要一种新的战术来对抗草原强敌，而他的选择就是战车，或者说车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