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17年9月30日）

说实在的，波历听着这个故事，整个人处于临爆状态。他的心里嘶嘶地叫着，相当于电影里听到的那种***的声音。

他尽量冷静地说：教授，如果哪天哪个法院开庭，你愿意作证吗？

教授愣了一下。然后说：哪个法院？怎么可能？其实，我们都有罪。我知道你是中国人。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活到某个法院开庭的那一天。感觉我已经活不了多久了。

其实我和策林都是罪人，如果要上法庭，我的座位也应该在被告席上。我知道的。到这里来以后，我才慢慢想通这个道理。那时候，我还年轻，我跟所有年轻人一样，受累，我不是说你，波历，你是个好年轻人。我那时候想的是，既然我都变成病毒了，我也不能白白地变成病毒啊。凭什么策林可以当所长，而我什么都不是呢？

其实我的罪比策林更大得多，大出好几个几何级数。我不是说查尔斯病毒的事。

我是C020年才当上木堡的所长的，比策林晚了将近20年。你知道我怎么当上木堡所长的吗？

（波历说：C020年，难道是因为超二流感吗？）

教授说：聪明的年轻人。正是这样的。

超二流感是C020年年底爆发的，同样是在中国先爆发。木堡研究所，你也应该听说了，在这之前已经关闭了。其实，我只当了一年的所长。

在奥曼，那位德国女记者（波历说：施罗亚），对施罗亚，她提到木堡研究所周围发生过类似的疫情。我可以证明，这一点是真的。从C018年开始，木堡周围就发生了超二流感，虽然那时候不叫超二流感。

而且，那种病毒就是在我和策林从英国带回的西班牙流感病毒基础上转而再转，变而又变研发出来的。

C002到C003年爆发的查尔斯疫病，虽然针对性很强，病死率比较高，但是来得快也去得快。半年左右，这个疫病就彻底过去了。如果不是指挥部太激动，动作太快，策林根本当上不所长。

之后，我们在深山里的大球形会议室又开过一次会。会议还是肯定了金堡的成果，顺便也提到了木堡，实际上是提到了我。但是会议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怎么样才能够让这样的成果变成长期的成果、真正大面积的成果。

坐在会议室里的，除了军人和个别不明身份的非军人，一半左右是病毒领域的专家。有人当时就提出，几十年来的经验告诉我们，毒性太大的病毒往往会自我绞杀，会在很短的时间里把自己毁灭了。要想持久，就要把毒性减下来。

可是，毒性减到什么程度，才能既保持适当的杀伤性，又能持久呢？会议的结论是，这需要在座的各位去努力，包括外围的几百个研究所都要做功课。

（波历说：外围的，指的是那421个研究所？）

我说过421个吗？是的，是那421个。

会后，我就在西班牙病毒的基础上研究其弱化却又不会过于弱化、能够持续变异的类型。这个研究就做了十多年。

后来，在C018年的时候，木堡附近发生了大规模的怪病病例，就是象超二流感那样的病例。我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因为我那时候还不是所长。一开始的时候，病死率也有10%多一点，继而，在另一个距离我们有一千多公里的地方，发生了同样的病例，是变异了的，病死率下降到了2%，但是人数大大增加。这件事引发了广泛的注意，因为毕竟有两万多人得病，其中有二百多人病死。感染规模比木堡周围增加了十倍，虽然病死比例小得多，但总数可是不小。那时，媒体明显统一了报导的口径，都说是跟当地一种转基因鸡有关，属于禽流感范畴。可是，我们到当地去过，我明确地知道，那就是我带头研发的新型病毒的变异毒株引起的。

就在这个时候，我被任命为木堡研究所的所长。

我要说明一点，那个时候，我研发的病毒里并没有植入aca2蛋白，也就是说，还是没有针对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