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滇省治水能够更加高效稳妥，朝廷同意鄂尔泰所奏之设置，“全省有水利地方之同知、通判、州同、州判、经吏、吏目、县丞、典史等官均加水利职衔”。
此举虽没有专设水利官之职位，但以地方副职官员兼任各地最高水利行政长官的制度建设，大大提高了各地方官员对水利的重视，从而增强了地方官员的治水责任感和使命感。
在人事方面为地方治水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有力发展了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治水能力和农业生产力。
以上两种制度建设，无不体现了鄂尔泰以制度兴水利的理性思维。
在清朝中前期，这种高度重视水利、以科学的方法治水的官员委实不多见。
尤其是地处西南少数民族边远地区，治水的经济资源和人才资源都大不如中原、江南等地。
鄂尔泰是一位政治家，也是雍正的知心大臣，常与雍正谈论用人之道，强调去庸重才，宁用有才而不肖，不用贤而无才之人。
鄂尔泰在雍正四年，八月六日的奏折中，强调用人要得当，云：“政有缓急难易，人有强柔短长，用违其才，虽能者亦难以自效，虽贤者亦或致误公；用当其可，即中人亦可以有为，即小人亦每能济事。
因才、因地、因事、因时，必官无弃人，斯政无废事。
鄂尔泰又说：“大事不可糊涂，小事不可不糊涂，若小事不糊涂，则大事必至糊涂也。”
“忠厚老诚而略无才具者，可信而不可用，聪明才智而动出范围者，可用而不可信。但能济事，俱属可用，虽小人亦当惜之，教之。但不能济事，俱属无用，即善人亦当移之。”
他强调用人一定要得当，什么职务，什么差事，用什么样的人，人、职相当，就能发挥人的才能，该办的事情就能办好。
他认为任用官员要人才与职务相适合，最终目的是要把事情办好——“政无废事”，就能把国家治理好，这是他考虑用人问题的出发点。
他在改土归流中，提拔重用了哈元生、张广泗等人，使他们成为推行改土归流的重要人物。
鄂尔泰基于他对属员的了解，提拔了一批人，也参劾了一些人，基本上做到知人善任。
鄂尔泰的趋奉雍正帝，更表现在他违心地助长雍正帝搞祥瑞。
雍正帝崇信祥瑞，鄂尔泰则投其所好，每每以报祯祥取悦雍正帝。
他频频奏称云贵出现诸如嘉禾、瑞鹤、卿云、醴泉等。
雍正六年，十二月鄂尔泰奏报：万寿节那一天，云南四府三县地方，出现“五色卿云，光灿捧日”，次日“绚烂倍常”。
雍正七年，闰七月，鄂尔泰又奏报，贵州省思州和古州在一个月内祥云连续七次出现。
有的官员不赞成鄂尔泰这样献媚，如，大理县刘知县说：“我怎么看不到卿云啊，莫非是眼里迷了沙子？”
雍正帝很不满意这些说风凉话的官员，他说像鄂尔泰这样的督抚陈奏祥瑞，是出于强烈的爱君之心。
雍正帝为支持鄂尔泰，即以卿云之报而给云贵官员普遍加官晋爵，如鄂尔泰由头等轻车都尉授三等男爵，云南提督郝玉麟从云骑尉晋为骑都尉，其他巡抚、提督、总兵各加二级，知县、千总以上俱加一级。
可见鄂尔泰报“卿云”不同寻常。
鄂尔泰报“卿云”时，曾静投书案发生不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