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俄仂岗州立大学，因为那里有两位物理学教授，他们过去的每一位博士生都可以直接进入贝儿实验室工作，并且俄仂岗是房租最便宜的地方，一间供一家人居住的房间只需要八十丑元。

我最终进入了俄仂岗大学，但我只在那里呆了一个学期和一个夏天。

托了我导师的福，我的导师当时在俄仂岗国家实验室担任要职，他很欣赏我，对我说：‘阿提克，我认为你应该去斯坦佛大学。’

我只能回答：‘我负担不起，我的奖学金连那里的房租都不够。’

于是，我的导师建议斯坦佛给我提供第二份奖学金，我这才有机会到斯坦佛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

“那么，你来到斯坦佛是学习固体物理学吗?”

“是的，我在材料与工程系学习固体物理学。在斯坦佛，材料工程学是物理学、电气工程和冶金学的融合。”

赵德彬颔首：

“我明白了。从你的履历来看，你从斯坦佛毕业之后，就一直从事半导体领域的工作。

在工作中，你是一个敢于挑战权威、不走寻常路的工程师，你曾提出了很多大胆的、新颖技术和设想，我想，这样的特质与你早年的经历是分不开的。”

听到赵德彬的夸赞，拉扎有点不好意思，但他仍是骄傲地挺起了胸膛：

“也许说起来有点傲慢，但我辗转了多个优秀的公司，经历了很多的挑战、完成了所有的事情之后，我认为我基本上可以承担所有事情、学习任何东西，并且我能有能力完成我的目标。

所以，NextGen的创始人们找到了我，问我是否愿意考虑进入一家试图挑战因特尔的公司担任技术主管，甚至这家公司不仅要与因特尔较量，还要同时与维软和ICM较量。

说实话，我认为这有点太过激进和夸张了，但我被创始人们所构建出的愿景深深吸引：他们不仅要开发处理器，还要构建具有基于UNIX的新操作系统。

我将他们的话听了进去，对与巨头们较量、以小规模挑战因特尔的目标感到热血沸腾，就这样，我在88年辞去了工作，进入了NextGen。

不过，事情却并没有那么顺利，在加入NextGen四个月后，我还在为组建团队而苦苦挣扎。

因为，当我进入公司时，我才知道，首席执行官和前任工程副总裁爆发了一场恶战，导致几乎整个工程团队都离开了。

当时，团队只剩下四个人，我必须重建工程团队。

此时，我接到了一位来自前公司合作伙伴的电话，他邀请我去另一家很快要进行IPO的公司，承诺我会得到很多股票期权，我会因公司上市而变得富有，经过考虑后，我还是拒绝了他。

事后，说不后悔是不可能的，有时我也会怀疑是否做出了正确的决定，但毕竟没有后悔药可以吃。”

赵德彬好奇地问道：“那么你是怎样扭转NextGen的局面的？”

“1990年，经过大家的一致同意，我成为了公司的CEO。

不过，由于我是一家正在开发产品的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我实际的工作仍是技术主管。

所以，我所做的一件事就是说服所有人，将操作系统、用户界面和CISC计算机集成在一起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因为我们试图开发的处理器非常大，但我们使用的技术是倭国亚马哈的技术，比因特尔的技术落后三代或两代半。

我非常希望能击败因特尔，但我知道以NextGen的规模是无法做到这一点。

所以，我用尽了我的人脉关系，找到了AMI的CEO桑德斯先生，因为AMI拥有芯片制造能力，但却需要一种更好的产品，而NextGen可以弥补AMI的不足。”

“那么，你们的会面进展得怎么样？”

拉扎苦笑道：

“当我的丰添凯美瑞停在桑德斯先生的宾利敞篷车旁边时，我就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

事实也像我预料的那样。

我很愿意与桑德斯先生交流，但我确实不知道如何与他接触，更不知道怎样引起他的注意。

当我第一次跟他见面时，大概因为我是棕色人种，他甚至都等不及听完我的名字叫拉扎，全程都在叫我拉贾。

桑德斯先生滔滔不绝地讲了45分钟，告诉我AMI会让我感到多么多么迷恋，我只能呆在那里，脸上挂着笑容，但我插不上一句话。

在那几十分钟里，我简直手足无措，我甚至把桑德斯先生办公室挂着的海报上的字背了下来，那上面写着的话至今让我记忆犹新：‘没错，虽然我正在走过死亡阴影笼罩的山谷，但我不怕任何邪魔——因为我就是那山谷中最卑鄙的混蛋’。

看着桑德斯先生考究的服装和闪闪发亮的钻表，以及他恨不得带满十根手指头的钻石戒指，我认为外面流传着他目中无人和华而不实的名声并非空穴来风。”

赵德彬强忍住笑，总结道：

“桑德斯先生是堂吉诃德和冒险家印第安纳·琼斯的混合体。

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者，不畏惧与实力强劲的对手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