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当初孙逸仙准备放弃的满、蒙之地，日本人早就惦记了几百年了，有这样的好机会自然不能错过。

随着南京临时政府宣布解散，日本三井公司应内田良平之请借给黄兴的30万日元（约30万大洋）、森恪通过萱野长知借给黄兴的15万日元以及虅濑政次郎付给孙逸仙满洲借款和汉冶萍公司借款的200万日元的首付都打了水漂。

一直在背后支持孙逸仙的黑龙会，本来希望孙逸仙在革命成功之后，能改变中日双方的邦交，从而让日方能按照自己的意思解决满洲归属权的问题，故而不惜为革命党付出大量援助。

由于日方错误估计了孙逸仙的能力，从而使辛亥革命变成了种瓜得豆的结局。日本朝野对未能得到满洲、汉冶萍铁矿和铁路路权且损失巨款的结果强烈不满。日方内阁、军部以及黑龙会等组织，开始重新调整自己的立场。

在“二次革命”期间，日方内阁因顾虑英、美干涉，决定奉行与英、美协调一致的政策而下令军部不得介入，可军部还是派军舰将孙、黄二人为首的国民党骨干接到日本。日本军部是准备推翻袁世凯，自然要留着孙逸仙为首的革命党作为人才储备。

孙逸仙不甘心坐等启用，主动向日本方面提出计划。在民国三年4月，孙逸仙致函第二次组阁的日本首相大隗重信，向大隗建议：

日本地力之发展已尽，殆无盘旋之余地。支那则地大物博，而未有以发展之。今使日本无如英于印度，设兵置守之劳与费，而得大市场于支那，得且倍之。所谓一跃而为世界之首雄者，此也！然而日本若仍用目前对支那之政策，则决不足以语此。

何也？

现在支那以袁世凯当国，彼不审东亚之大势，外佯与日本周旋，而内阴事排斥。虽有均等之机会，日本亦不能与他人相驰逐。

近如汉冶萍事件、招商局事件、延长煤油事件或政府依违其议，而嗾（sou）民间以反对。或已许共权利于日本。

而翻援之他国，彼其力未足以自固，又惮民党之向与日本亲善，故表面犹买日本之欢心，然且不免利用。所谓战国时纵横捭阖之手段对待日本。设其地位巩固过于今日，其对待日本必更甚于今日。可以断言，故非日本为革命军助，则有袁世凯政府在，其排斥日本勿论。

小主，

夫惟民党握中国之政柄，而后中国始有治安可言也。民党抱有主义，为求其之必达，生死以之。民党之志一日不伸，即支那不能以一日安。

要之，助一国之民党颠覆其政府，非国际上之常例。然古今惟非常之人，乃能为非常之事，成非常之功。

窃意阁下为非常之人，今遇非常之机会，正阁下大焕其经纶之日也。

……

随着一战的爆发，日本各方都觉得扩张的时机已经来到，而且日本各方已经厌倦了袁世凯的“以夷制夷”的政策。

日本方面起用了由黑龙会帮着孙逸仙改组的中华革命党，并且支持宗社党人以及其它失意分子，在民国范围内引起骚动，从而使整个国家陷入混乱状态，使得北洋政府垮台。这样就方便日本找借口插手民国事务了。

日本方面准备在北洋政府垮台之后，选择一位最有势力、最着名的人物，帮助其组织新政府，统一全中国。同时日本军队必须协助恢复中国的和平与秩序，保护国民的生命和财产，这样中国人便乐于顺从新政府，而新政府自然信任并依靠日本。

而随着日本对德国宣战，并开始进攻胶州地区，孙逸仙也向日方犬养毅提出发动“三次革命”的计划。

其称若此时在中国发动革命，必将引得中国大乱，这对于日本的外交是有益处的，所以日本应支持其进行革命。而且孙逸仙还向犬养毅强调若是不能筹集到足够的资金和军械，即便附加任何条件，也靠阁下在日筹款。

到了10月，日本击败胶州地区的德军已成定局，黑龙会创始人内田良平向日本内阁提出了对华问题解决意见书。

其抓住北洋政府当初为了得到国际“承认”而做出的承诺，即：‘承认清朝签订的各项条约；承认武汉军政府签订的条约；承认南京临时政府签订的条约。’为理由，建议日本政府强硬要求袁世凯的北洋政府兑现孙逸仙在临时大总统任上作出的承诺：

聘请日本军事、财政、教育等顾问；

采用日本兵器；

将福建海港租借给日本；

给予日本铁路建筑权和矿山开采权等等。

日本政府以此为蓝本，又结合孙逸仙给犬养毅的信以及各方意见，最终拿出了“二十一条”，而且越过北洋政府外交部，直接递交给了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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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日军已经占领胶州、旅顺等地，其实际上已经对京津地区形成了钳形攻势，袁世凯不得不和日方展开谈判。

可袁世凯又岂会是轻易就范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