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还拿出宋代的例子，说宋皇佑间每年榷酒的收入就有一千四百九十八万六千余贯。这么多的钱朝廷就白白浪费了。朝廷就应该专门设官负责此事，一年下来估计又不下数百万收入了。

由于皇帝让六品以上官员都可以进言，这让许多底层官员看到了机会，看着榷酒、榷盐、榷茶的言论出现，各个官员纷纷查找史书，以史为鉴，看看能不能找出更多赚钱的法子来。

很快就有人把目光投到市舶司，他们发现唐宋没有海禁，在广州、泉州等地设立市舶司，每年税赋都有百万。但大明自隆庆开关以来，市舶司的收入极少。

因此便有人提出，大明自隆庆开关以来，海上贸易远不止设立市舶司的广东、福建两省。其中浙江、南直隶也多有出海经商者，但却没有设置市舶司。

同时福建、广东征收的市舶税，税额极低，国家所得也只有百分之一。出海征税按所谓常例，随意交纳，回船时更全凭吏员自己私意索取。

利润都归下面的官吏了，与其利归于下，管理失控，还不如设定规范统一的征税定额标准，国家获利更多。

于是就有人马上建议在浙江定海、笮浦（乍浦），南直隶浏河、海门这些繁荣的海外贸易港口派驻官员，增设海关征税。不仅如此，还应选择一个“重望大臣”，作为海外贸易管理征税的总负责。

甚至还给出了收税措施，比如船只出港口的时候，根据量船之大小让他们交纳税额，还可以像内地的钞关之税一样，根据货物的的价值收税。不仅如此，还要进港口的税，不要太多，十分之二就行了，这个税并不重。

“盖通番之利不重，则人不往。太重则人兢往。滨海之民，既专其利，四方不逞之徒又从而慕之。故税其出，税其入，不为苛。”

此等言论越来愈多，还有人提出应该屯田、开矿、铸币等等措施。

随着信息发酵，也让那些既得利益者们越发坐不稳了，纷纷鼓动上书说不能与民争利，不得压榨百姓商人，更有甚至直接提出皇帝不能这么爱财贪婪，不能学习神宗。

朱由校对此毫不在意，他就是要让下面讨论，慢慢发酵，都上书，水搞得越浑越好，并且为了扩大四天后的朝议的影响，他还做了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