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便是江南官府节流、乃至许多地方官吏“侵蚀挪借”，臣曾查看从万历三十年到现今江南奏报税赋押押解情况。

发现无论是丰年还是荒年都有拖欠，丰年没有灾荒理由，就常常以修工程、或者请求赋蠲免（免税），有些甚至丰年比荒年拖欠的还要多。

臣担任松江推官，发现万历以来，江南富裕前往未有，其中以苏州为甚，整个城市有机匠达一千多户，而为之打工的机匠保守地估计也有数万，百姓富庶、物产丰足、何以连赋税都交不了呢?

因此臣斗胆认为，朝廷如果只是派重臣去江南，就怕到时候蓄意阻挠，受制于地方豪强，怕收效甚少啊”

毕自严这一番话说到朱由校心坎里了，也让他明白其中拖欠缘由，如此大规模拖欠肯定是有组织、有缘由的。

但没想到毕自严的话刚说完，吏部尚书孙如游闻言便立马出面驳斥。

“太仆寺卿此话严重了吧。

江南赋税本就是最重，就以苏州税额为例，臣查之比宋则七倍，比元犹四倍。

陛下，臣怕万一大规模追补欠税，就怕会激发起民变！各位难道忘了，神宗时期苏州抗税一事嘛。”

在场诸人乃至朱由校当然知道此事，明神宗为了搜刮钱财，派宦官为矿税使四处收取矿税，导致民怨沸腾。

苏州就派的是织造太监孙隆，本来要打击偷税漏税行为，结果反而被苏州丝织业工人打死手下人员，驱赶出苏州，再不敢过问收税之事。

这话一出让朱由校对此事也有所顾虑，不过这是两回事，收矿税跟追讨欠税是两回事，难道追逃欠税还没理？

不容朱由校反驳，毕自严立刻回怼道：

“陛下，孙尚书此言不知有何居心，臣怀疑孙如游本就是江南余姚人，所以此话根本不为朝廷所想，只为自己私利。”

朱由校真的是越看毕自严越顺眼，于是顺着他的话说道。

“不可乱说，有事实就说事实，切勿以地域攻讦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