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条规矩到了天启、崇祯年间，尤其是崇祯年间，执行得便没以前那么严格了，多出了一些漏洞可钻。

于是，在这一时期，少数有门路的南直隶、浙江等地考生，便会到科举竞争没那么激烈的省份去参考。

考虑到这些情况，刘升道：“此番朕虽决定七省统考，但毕竟七省文教情况不同，所以举人名额也当不同。

即，各省乡试题目相同，但皆单独判卷、列榜，举人名额也各不相同。

七省中以南直隶科举最为兴盛，人口也众多，此番乡试朕预备给出101个举人名额。三位爱卿以为如何？”

各省乡试单独判卷和列榜是必须的，绝不能因为统一考题就统一排名，关于此事，在明初可是有血的教训。

那便是洪武年间引出会试南北榜的“舞弊”血案。

洪武三十年二月会试后，因录取的贡生（相当于准进士）前51名皆是南方人，故北方考生不服，认为这场考试存在舞弊之疑。

当时已69岁的朱元璋虽在派人调查后，得知这场会试并不存在舞弊，真是当年参与会试的北方举子中没几个出类拔萃的，所以凑巧让前51名都是南方人。

可朱元璋为了平息北方考生怒气，收买北方士绅之心，还是将其当做舞弊案来办，并与蓝玉案扯上关系，掀起又一场血案，杀得人头滚滚。

事后，他又在夏季亲自主持一次会试，录取的前61名贡生皆是北方人。

自此之后，大明会试分南北榜便成了定例。

所以，李长文三人对各省乡试单独判卷、列榜皆无异议，主要考虑的是各省举人名额问题。

南直隶相当于一个标杆。

刘升将南直隶此次乡试名额定位101人，那么其他各省便可定下了。

钱谦益首先赞同道：“上次南直隶乡试举人名额也不过130人，大崋如今从南直隶分出了淮南省，陛下此番仍给出一百余名额，南直隶生员闻讯必会感念圣恩。”

李长文也觉得没什么问题。

于是几个人接着又通过讨论，相继定下其他省份的举人名额。

除南直隶外，其他省份举人名额基本都不过百，浙江91名、江西88名、淮南63名、湖南51名、湖北53名、河南4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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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来讲，给各省的举人名额要比大明天启年以前略多。

因为举人、进士大明朝廷给予的优待相对较多，权利也较大，且举人就是在大明做官的门槛，再加上士绅们也不想太多人进来分利，所以大明对进士、举人名额一直控制得比较严格。

后世有研究表明，在大明秀才中举比例平均为3.3%，举人中进士的比例约为5%。

秀才中举的难度竟比举人中进士更大！

刘升之所以没有在这次乡试进一步限制各省举人名额，是因为在不久的将来，时机差不多时，他便准备确立士绅一体当差纳粮的规矩，废除大明给予秀才、举人、进士的各种优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