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汉朝廷对南方行省的划分，大致是江苏北部、山东南部为淮北行省，江苏西北、安徽东部为淮南行省，大宋的两浙路改为浙江行省，江南东路划为江南行省，大致上是安徽南部、江苏西部。

这个划分其实多少有些不合理，但延续的是前宋诸路，其中做了些府县的调整，若对比后世的省，江苏几乎被拆得零散。

故而江南行省东面跨江、西面长江以南却被淮南行省占据了两个府，又占据了江西行省东北的一个府。

萧嘉穗前脚离去，朝廷新派来的江南行省布政使就来了，沈寿笑眯眯地下船，与众迎接的官员、士绅、百姓们相见。

在梁山众头领中，沈寿一贯很低调，毕竟在方腊时期，他就做到了参政，差不多就是六部级别的高官了。

沈寿籍贯是浙江行省，按制度他这样的地方高官要避籍的，但政事堂公推后，还是推选了沈寿。

沈寿与萧嘉穗一样，也是商人出身，江南、浙江商业气氛浓厚，也需要一个熟悉商业的官员来治理地方。

建康江宁府的官员、士绅们看到沈寿以及随他一起前来的人群后，便知道江南的乌云还要继续笼罩一段时间了。

跟随沈寿前来的，正是贵气逼人、愈发心宽体胖的礼部尚书柴进。

新汉在建立后，王伦为了笼络天下读书人之心，在洪武二年举办了一次科举，然后礼部就正式行文天下，朝廷要改革科举，仍旧由各部寺官署确定官吏缺口名额，然后根据各官署的实际情况举行考试。

新汉官品仍旧为九品二十七级，但却将小吏群体纳入，向下又延伸了六级，共三十三级，凡读书人、民间百姓，皆可以参加各官署申请、由礼部协助举办的考试。

这对读书人本是个重大的利好，因为朝廷并不限制考试次数，只要你有能力，通过了考试，进行了简单的面试，就可以进入官场，哪怕从小吏做起，也能靠着资历混成一名小官。

这个制度在山东行省大受欢迎，国朝将官吏一体化，意味着独木桥变成了双行道，谁不想吃上朝廷编制这碗饭？

但江南、浙江、江西这几个从前宋时期就是有名的科举大省，读书人们不乐意了，凭什么我寒窗苦读十载，归来仍旧是小吏？东华门外唱名游街，岂能让前辈独享其荣？

故而萧嘉穗坐镇江南时期，不断推行赵佶时代蔡京推广的学堂，并按照朝廷的制度，在浙江行省建立了完善的县学、府学、省学三级学堂，县学为五年制，府学、省学皆为三年制。

县学毕业后就能够获得参加吏员考试的资格，府学以上就可以参加礼部主持的各种考试。

县级的吏员招募考试，必须上报至行省，府级的吏员考试，必须上报至礼部，行省的吏员考试，则要经政事堂尚书省同意。

所以新汉的礼部相比前朝，事关朝廷一应礼制的功能被削弱，教育、科举的功能得到了强化。

浙江行省在大宋就是最富裕的几个地区之一，萧嘉穗虽然为政严苛，但推广教育是当真不遗余力，朝廷需要打造出一个示范区，百姓相对有钱、而且重视教育的浙江就成为了朝廷关注的重点。

所以浙江的许多老派读书人士绅们虽然嘴巴上各种挑刺、鄙夷、反对，但动作上却一点儿也不慢，朝廷已经搭好桥了，谁不走谁是傻瓜，于是纷纷将子弟送去学堂。

这一次浙江行省上报朝廷，请求开三府考试，同时补充一部分行省三司的办事吏员，故而柴进便南下了。

他的任务，除了监督浙江的考试外，还要将浙江行省的制度好好学习一下，向江南、江西推广，进而推广到天下。

而且王伦前后下了数道诏书，强调国朝唯才是举、唯才是用，开科取士并不局限于通经典之士，若是文章写得好，各部寺官署都需要这样会写公文的人才；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