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变化

因为前几年全球疫情大流行,所以很多人对于疫苗制作这种没用的知识都有一些了解,无论是最传统的灭活疫苗还是最先进的基因重组疫苗,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必须先有一种被针对的病毒。

这是个很简单的逻辑,没坏人谁还需要警察啊?所以真正和谐的社会是不需要司法机关的,只要建设和谐社会,首先要做的应该是取消这些部门。

很显然在制药界,巨头们扮演的就是警察的角色,它们也并不是真想消灭坏人,那和自杀有什么区别?

本来疫苗生意算是比较稳妥的赚钱方式,然而问题是资本的胃口没那么容易满足,尤其是在越来越多的同行加入进来之后,本来丰厚的利润就被分薄了,但是已经被养得很大的胃口却没那么容易缩小下来。

这就像LGBT的定义,世界上本来是没有LGBT的,但是既然有人靠这个捞到好处了,就不能阻止别人也来分一杯羹,谁还不会编呢?

于是这串字母就越来越长了,总有一天会长到需要用角标来区别的程度。

当然这个行当也不是没有门坎的,编字母容易,但是把编出来的字母加到特定字符串里就需要足够的宣传能力,同样的道理,制造新疫苗不但需要新的病毒,也需要让足够多的人知道并且担心这种病毒。

没人知道的病毒和不存在有什么区别?

很明显这是一个风险程度很高的操作,好在虽然作决策的人未必都英明神武,但是他们通常有足够多帮着出谋划策的人,足够在事情开始前意识到执行过程中的风险,所以最初的时候,新病毒的出现还是安全可控的,直到世界局势变得不可控起来。

影响药企技术路线的最大变数不是来自内部,而是国际形势,或者不妨把话说得明白一点,就是美国在全球体系中受到的挑战。

从二战后两超争霸开始,美国在国际间的地位其实一直都在被挑战,只不过苏联解体之后,这种挑战从表面转向了背后,所以从某个角度上来说,美国人一直觉得“有刁民想害朕”并不只是简单的受虐妄想症。

但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这种挑战变得清晰起来,美国政府的应对也越来越强硬,直到某一位总统上台之后,他发现在传统的争霸领域,美国已经没有足够的优势了,如果勉强操作,别说控制代价,说不定还会赔本。

与其他美国总统不同的是,这位总统是从商界起家的,虽然没有涉猎过医药,但是本着资本不分家的原则,他对隔壁邻居们是怎么赚钱的一清二楚,而且因为一些历史原因,在这个行当的顶级玩家当中,并没有那个挑战者国家的影子。

于是总统先生立刻用跳到盒子外的创造性思维意识到,自己跨界的机会来了。

这是一个前景非常令人振奋的想法,既然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等同于这个国家的社会实力,那么用一场可控的流行性疾病击溃这个国家的社会秩序,它的国家实力自然也就成了无本之木,甚至还会在不断的救灾过程当中把从前的积累消耗干净。

要说起来,这就是跨界带来的坏处了,通常来说,每一个成熟的行业都有一些不足以向外人说明的小秘密,如果总统先生是内行,他肯定会知道病毒在自然环境当中是会自主进化的,而且进化方向根本不可控。

这也是顶级药企们明明很强但是赚起钱来在外行眼里却过份谨慎的原因——他们是来赚钱的,不是来创造工作岗位的。